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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中办和国办印发的两个公车改革文件公布，备受关注的公车改革在酝酿20年后全面启动。
可以预见，这将是一场撬动众多既得利益者奶酪的改革，难以统计有多少局级、处级“一把手”受到波及。难怪许多官员面对采访时纷纷摇头称“太敏感，别问了。”也有官员直言不讳：“车改水太深，不好说。 ”更有官员担忧，“文件是出来了，车改的推行难度太大。 ”
车改方案出炉后，来到从上海坐动车45分钟可达的杭州，进行了为期约一周的采访。作为公车改革试点的先行者，这座从2003年就开始试水车改的城市，先后历时11年，终于分批完成了16596平方公里地区的机关公车改革。在这片已经习惯没有公车出行的地域里，既有关于车改的许多成功经验，也有面临与中央方案衔接前的些许踯躅与纠结。
杭州车改一共花了11年
■“车改是衡量地方改革的风向标，一个地区有没有改革就看有没有车改，而改革水平高不高就看车改方案好不好！ ”
——马建华
这段日子以来，找杭州市发改委体改处调研员马建华的电话不断，其中大多来自媒体。杭州被认为虽然不是全国第一个实行车改的城市，却是极少数“改革最彻底”的典范。而马建华作为从2003年起全程参与杭州车改，亲手起草杭州车改方案，并参加两次中央车改方案座谈会的“改革先锋”人物，自然成为媒体争逐采访的关键人物。“普通人很难体会车改的难度！作为领导的‘轿子’，汽车是地位的象征。很多领导把车当宝贝，思想认识不到位……车改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因此车改在杭州花了11年。”聊起车改，马建华像聊身体一部分，有种血肉相连之感。
马建华显得有点激动，“那是我搞了10多年的工作，很有情感。”据他回忆，车改的呼声起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私家车没有进入家庭，公务用车没有可替代的社会交通工具，因此车改阻力巨大。直到2002年中央提出公车改革纲领性文件——推进职务消费制度改革，从这个时候开始货币化公车改革坚冰逐步打破。
杭州率先启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车配置压力太大。“你问各地政府有多少公车？全国有多少公车？很难说出一个准确数字。我只记得当时杭州政府每年车辆更新的费用达七八千万，压力太大。”回忆起巨额的公车经费，马建华摇了摇头，语气中未免有些萧索。
但当话题转到车改时，他语速则明显开始加快。 2003年，杭州的车改最早从西湖区的三墩镇和翠苑街道开始。接着，2005年开始了区县车改，2009年开始市级机关车改，直到2014年初，车改全面完成。“当时有车坐的人抵制，没车坐的人愿意，这都在情理之中。好在车改有强大的政策支撑，现在坐所谓的专车其实都没资格的，中央一直规定副部级以上官员才能做专车，车改是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越往后聊，马建华越是斩钉截铁，底气十足。最后，他还强调一定要写上他的总结陈词：“车改是衡量地方改革的风向标，一个地区有没有改革就看有没有车改，而改革水平高不高就看车改方案好不好！”
目前，杭州13个区（县、市）与两个准行政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全部实施了车改。市级机关现有车改单位156家，其中一级机关88家、分局23家、参公事业单位43家、二级单位2家，涉改人员达6200余人。除市级四套班子，公、检、法、监狱及3个驻外办事处外，杭州其他所有党政机关、参公单位、民主党派、群众团体都在车改之内。
不用公车已蔚然成风，有些不在车改行列的领导甚至还“主动被车改”。
免费自行车涌出市政府
■“没了公车，局长们并没有太大不适，各级领导也都能自寻方式，工作照做。 ”
——杭州市政府信访办公务员
为了佐证马建华口中的“一改到底”，来到杭州市政府门口。在这里，看到确实很少有轿车进出，大都是统一款式的、大红颜色的自行车。
门卫说，这是杭州城区的免费自行车，很多公务员都骑它上下班和出门办事。正逢下班时分，一大波红彤彤的自行车从市政府并不十分宽敞的大门中涌出，煞是壮观。“连我们副市长也每天走路上下班！”杭州市直机关的一位公务员颇有些兴奋，“我和副市长住同一个小区，离市政府1.3公里左右，我们每天走路上下班，我走得慢，20分钟路程，市长走得快，15分钟多一点。”她说，即使是35℃的大热天，副市长也自己提着公文包，快步走在路上。“市长见到我总是笑着说：‘绿色出行，绿色出行’，我就接，“低碳环保，低碳环保。”
杭州市政府信访办的一位公务员这样介绍机关里的工作模式，没了公车，局长们并没有太大不适，各级领导也都能自寻方式，工作照做。平时上下班或走路，或骑自行车，或开私家车，最多的要数电瓶车；出去办事，路近的开电瓶车，路远的或问部门同事借车用；下乡调研开会，就打电话叫公车服务中心派车，几个人拼一辆车。公车服务公司的收费标准为租车半天120元，还配一个司机。“杭州出租车难打，加上车费贵，因此很少打车。”
多地无疾而终佐证车改艰辛
■“到省市参加公务活动，其他县市官员都有专车，我们只能坐车或搭便车，觉得失落。 ”
——老河口干部
11年的改革艰难，马建华虽未多提及过多细节，但全国多地无疾而终的例子已是的答案。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湖北老河口车改“回潮”事件。该市2001年进行公车改革，当时定的补贴标准为党政一把手交通费补贴每月600元。车改因触动了官员利益，在当地阻力很大，特别是“一把手”因受损利益最多而激烈反对。有趣的是，除利益受损外，反对理由中还包括“没有面子”——到省市参加公务活动，其他县市官员都有专车，老河口干部只能坐车或搭便车参加，觉得失落。同时对当地干部形成刺激的是，市直部门都改了，但一些垂直管理的部门如银行、电力、税务等部门没改，继续享用公车。最终，2003年底，老河口第九次党代会召开时，纪委常委、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办公室主任陈玉启，落选纪委常委，车改也随之不了了之。两三年后，又是满街的公车。
同样，辽宁辽阳市弓长岭区2008年启动车改，无论官职大小一律告别公车，改发车补。根据职务高低，区委书记和区长每年的车补是8万元，最低的公务员每年5000元。这一改革遭到舆论的口诛笔伐，指责是变相增加公务员收入，最终停滞。
[新闻释疑]
？杭州车改为何能成功
改革与既得利益者平衡
改革，撬动既得利益，归根结底是一笔经济账。那么杭州为何能将车改进行到底？其成功的关键是实现改革与既得利益者的平衡。
我们了解到，全国多个车改取得一定成效的城市，均给予了较高补贴。如温州现行标准分7个档次，从正县实职到科员、办事员，补贴标准自3100元到300元不等。由于标准达3100元，远高于城市最低工资保障标准，温州模式一度受到质疑，被称为“三高车改”。更有珠江、中山、佛山等地，被传补贴达到3500元到4100元。而杭州现行补贴标准分九档：正局级2990元/月，正处级1600元/月，科员、办事员及其他人员350元/月。这一标准与多个城市相比，不高，最低不低，能为上下级官员普遍接受。
“领导们走路骑车上下班，能习惯么？”当问及车改后的感受，数位公务员都口执一词，“实惠呀，省下的钱都是自己的。速度慢点，早点出门就是了。”
其实杭州市所有干部的车补，全部打入市民卡中，不能取现，可以用于坐出租车、公交车、租公共自行车，车辆保险以及维修、加油等。但这样已经足够令人满意了。
即使是至2990元/月的补贴，“三公经费”还是能省下很多钱。“车改以后，最明显的就是公共财政支出的下降。”马建华说，仅杭州市级机关“下岗”公车超过800辆，公车开支下降25%，前两年节约的公务交通费用超过3400万元。
除了直接的公务开支下降，车改的“溢出效应”也十分明显。马建华说，现在，许多机关能在单位开的会就不去区、县（市）了，很多工作也改用传真、电话、邮件等方式解决，会议费、差旅费等明显下降，在更大层面上节省了公共财政开支。召开全市性大会，会场周边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大的缓解；领导到基层调研，基本上都是一辆中巴车集中前往。
？如何与中央新政接轨
纠结中三缄其口静观其变
在杭州车改终于全面完成的半年之后，中央的公车改革方案终于出炉。接下去，势必要面临地方政策与中央政策相衔接的问题。
新政出台有无应对政策？如何启动与中央政策的衔接？车贴标准是否会下降？在杭州，我们走访或致电了多个部门，但只要涉及到和中央车改方案有关的话题，对方莫不三缄其口，讳莫如深。
“车改太敏感，我这里没什么可说的，就这样。”杭州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市领导用车服务与保障的相关领导婉拒了采访诉求。“车改水太深，不好说。”杭州市发改委的一名工作人员这样说。
就这样，因“太敏感”和“不好说”，采访电话多次在发改委、纪委和机管局三个部门内转接绕圈，最终被拒。
不光是杭州，其他几个试点城市，如宁波、温州，都不外如此。“我们车改办已经撤销了，当初的工作人员都被分到其他部门了，你要么打发改委电话问问。”温州机关事务管理局相关人员表示“找不到人”。当我们致电温州发改委，对方又表示“不清楚，找市纪委。”“车改的事情不方便透露，你还是找别的省市吧。”当我们致电宁波市纪委和发改委，对方均果断拒绝采访。
几位受访的处级公务员私下透露：“政策刚刚推出不久，是最敏感的时刻。说到执行，地方都是先看中央，然后再看周围省市。这种事，谁也不会争做先锋。”“目前没说法，看中央先怎么改，地方再如何跟进。”但他们都认为，中央的方案动静那么大，最终必然要执行，拖也拖不了多久。
此前，有媒体报道说温州车改办相关负责人曾表示，温州的补贴标准可能会下调，“2012年我们改革时，国家还没有公布一个标准。现在标准公布了，我们也正研究做一些政策调整，可能会把标准下调。”
温州现行补贴标准分7个档次，从正县实职到科员、办事员，补贴标准自3100元到300元不等。由于标准达3100元，远高于城市最低工资保障标准，此前温州模式一度受到质疑——用高补贴代价换来的车改。
前述公务员之一说，如按中央标准，按他的级别每月车补800元，用于上下班的油费堪堪够，但若要“私车公用”，费用就会超标。“比如有的时候要去各区送文件，还要经常外出开会，个人倒贴得很多。”当然他表示工作总是要做的，改坐公交车或骑自行车办事也并无不可，现在周围很多人也是坐公交或者骑自行车的。但无论是开私家车还是骑自行车，车补是落在自己口袋里的，所以担心更多的是：若按中央的标准推行，原有的利益格局打破，需要再平衡。
心怀担忧，或许才是缄默、敏感或者观望的理由。
？车改补贴究竟该怎么定
按“实职”定，剩余激励原则
在杭州采访的最后，我们还是回到了马建华这里，这位曾从事公车改革十多年的“老法师”，这样表达杭州试点方案与中央方案接轨中的担忧。
首先，方案中的车贴标准按照职级区分是否公平？他表示，杭州的补贴标准严格按照“实职”而定。比如杭州技术类专业干部也有不少副厅级，但他们大多只是非领导职务的调研员。如果实职和虚职不分，那么这些非领导职务人员的车贴标准就与实职干部一样了。“照理说，车贴应该根据实职所体现的公务活动多少而定，虚职只是待遇标准，特别退居二线不再具体分管工作的领导公务活动很少，与实职领导完全不同。如果“虚实不分”，担任实职的处长县长只能拿800元，而担任局级虚职的调研员却能拿1300元，肯定有人会反映不公平。”
其次，“车辆保留”是否会给“双轨制”留下空间？马建华担忧，中央方案提到的“车辆保留”，弹性太大，保留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很容易被地方钻空子，最终走到“既坐车又拿钱”的双轨制道路上去，这是车改最可怕的结果。“为了坚持单轨制，杭州车改单位只保留了专业工具车即特种技术用车，整个市级机关留了不到10辆，其他所有车辆全部取消。否则每个单位留几辆执勤执法用车，日常使用或者他用管得住吗？其他用车这个概念更无边无界了，班车可不可以配？集体调研中巴可不可以配？这种车辆配了以后涉改人员就不用花车贴了。“他表示，杭州对希望保留必要的执勤用车的公检法单位没有列入改革的范围，也是这个原因。“当然新一轮车改难度的便是补贴数额。”马建华说。
杭州现行补贴标准分九档：正局级2990元/月，正处级1610元/月，科员、办事员及其他人员350元/月。杭州车改之所以坚持至今，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上述补贴标准被多数官员所基本接受。但按照中央文件规定，杭州现行标准偏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的补贴标准为1300元/月，按照地方不得高于130%计算，地方局级干部的补贴上限为1690元/月，处级为1040元/月，科级为650元/月。马建华担心，这个标准过低，会对已经车改地区的车补标准体系带来*性的冲击，原有利益格局需要再平衡，可能被迫走“双轨制”的回头路。“2900元的补贴够不够用？绝对够用，有压缩空间。中央的1300元也够用，但中央与地方不一样，京城中央机关与地方执法部门工作出勤方式不一样。对于补贴这个东西，不能仅以够不够用来衡量，而要考虑剩余激励原则，这样才能推行得下去。”马建华说。
公务交通补贴，属于改革性补贴，不是职工福利。既能保障基本公务出行需求，得到公务员的认可，又不会将公务交通补贴变成变相福利，计算其数额会是一个复杂的公式。
马建华称杭州现行的补贴标准是根据“打车法”、“养车法”等算出来的，最后从杭州一家企业的市场法得以论证，有相当的社会和市场基础。“这家企业老总发明了一个测定车贴标准的办法，员工购买的车子的价款除以96（即8年折旧），就是你应该拿的用车补贴标准，非常符合实际。”最后综合各种算法，得到一个最终的补贴标准。
中央的车改方案出台后，给出的时间表是全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用两到三年时间全面完成，这两到三年时间，实际上就是给地方政策与中央方案之间的衔接，留下一个探索的空间。
但无论如何，正如“老车改”马建华所说，科学地制定地方性细则，杜绝走“双轨制”的道路，那才是制度成功最核心的东西。
[新闻链接]
4s店争抢公务员购车族
对中央车改，不少汽车厂商嗅到了商机，卖力的吆喝起来。
我们搜索各地汽车4s店发现，各地车商已迅速反应，打着“车改，生活不改”的口号，针对公务员购车族推出优惠活动。如武汉捷科斯柯达推出“公务员购车季”优惠活动，补贴4万现金，公务员只要凭有效证件即可享受现金优惠和礼包。云南某家东风悦达起亚4s店推出“惠”公优惠活动，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可获得2%优惠，优惠5000元。广州福远汽车店也推出福克斯公务员优惠购车，部分车型可优惠1.31万元。
对于车商抛来的橄榄枝，公务员们也乐意搭车。某地政府一位主任科员说，他所在岗位经常要全市送文件盖章，没车肯定不方便。因此公车改革方案一出，买车成了大家讨论的热点。 “听说不少4s店推出了公务员优惠活动，最近同事们都在议论，周末准备去看车。 ”
厦门福特4S店销售经理陈玲说，前几天就有一位处级干部买了一辆20万的蒙迪欧，而上周以来，看车的公务员不少，一天就能接待六七个，以前肯定是没有的。当然，这也许和他们推出的最新公务员促销有关。
武汉斯柯达销售人员也说，“这两天就陆续有公务员来询问价格，相信近阶段配合优惠活动，车子会卖得不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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