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在别的欧洲国家是否有这个制度，但是我毫无保留地礼赞这一做法，因为它为老师因材施教，为一些对学术特别感兴趣的学生 能够与 老师交流提供了渠道。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典型的情景：开始，一个年轻的学生， 20 岁不到，他红着脸，鼓着勇气，在教授接待的时候，去问了几个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教授热情解答，并且推荐一些书籍给这个学生做进一步的阅读。过了几个星期，学生又来了。他已经读完了那些书，带来了新的需要解答的疑问。教授继续解答，又指定了一些书让他阅读。渐渐地，他们成为了朋友，学生不再拘谨，他开始试图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甚至他提出了一些教授也回答不了问题。怎么办？
答案仍然在教授工作室的门上。因为那里贴着教授主持进行“习明纳”（SEMINARIO）的消息。这是教授的另外一项工作。他把那些对他所研究的领域特别感兴趣的高年纪学生（也有博士生）组织起来，就一些非常新的，非常学术化的问题进行讨论。意大 利的 教授特别热中于搞这种讨论，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管理大学的权力，把这种讨论会变成半官方的。参加讨论会，做主题发言的学生，甚至可以免试而获得学分。
我们的故事仍然在继续，那个充满好奇心的学生，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经常在研讨会上高谈阔论，滔滔不绝的人。教授也挺喜欢这个年轻人，于是就在一场挺形式化的选拔考试之后，成为了该教授的博士。他开始“跟随”该教授，成为他的助手，教授也开始手把手传授一些绝活。后来，小伙博士毕业了，出书了，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导师”。后来，新科博士成了教授的助教（ricercatore）。他每天埋头搞学术。教授也开始张罗着给他谋取一个教席。这真不容易啊，因为教授的席位是固定的。但是，教授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自己的弟子当上教授。终于，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在他接近40岁，在大概出了3本专著之后，也成为了一个教授。他也开始接待学生，搞研讨会。
Oh，老天，我不是在编一个故事。其实，我不过是描述了一个意大利教授的典型的成长模式。几乎每个教授都是这么过来的。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导师”：那个帮助自己打下学术基础，其思想构成自己的学术基本背景的那个人。
这一切之所以可能，难道不是因为那个“接待日”制度吗？但是，这个接待日制度之所以可能存在，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把法律系理解为“教授工作的场所”而导致吗？
法律系 = 教授们的“工作室”。这是一个让我感慨无语的等式。它的存在，让我感觉到中国的大学的变态。中国的大学教授们，就一般而言，如果不是行政上有兼职的话，他们是绝对没有“工作室”的。但是，那些终日基本上无所事事（因此，他们经常由于闲得发慌，而要找教授们的麻烦）的所谓行政人员，却人手一间。教授们去系里时，仿佛是到别人那里去串门，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浑身不自在。更加成问题的是，老师们被迫下课以后就回家，没课就在家。可怜的学生们，他们到那里去找老师们交流？本来教授是学校的主体，结果，他们却被挤压到自己的家里的书房中！更加可恨的是，老师们被迫呆在家里工作，反过来却被那些所谓的坐班的人认为是工作量很少。
把中国的法律系（其他的所有的系都如此）从行政、官僚色彩浓厚的“办公室”模式转变为意大利式的强调学术性，强调大学的教书育人的之本色的“教授工作室”模式将带来一系列的根本转变。对于学生而言，“法律系”，它的背后是学者，是老师。当你敲开法律系的一扇扇门，你知道，里面接待你的是你的老师。你们谈话的内容必然是关于学习的，关于知识的内容。对 于 老师而言，“法律系”，它意味着是我的工作的地方，我的左右房间里是我的同事，我们经常相互交流，一起去吃午饭，饭桌上谈的也是学术。
对不起，写到这里，我似乎遗忘了些什么。意大利的法律系难道不需要辅助人员（我很讨厌所谓的行政人员的说法，因为这一称呼不能正确地反映他们的作用。他们其实只是办事员，因为他们行使的不是行政权！在大学中，管理者仍然是教授。）吗？他们在哪里工作呢？我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比萨大学法律系，当然有他们工作的地方。在每个研究所的图书馆的入口处有一个宽敞的大厅，在角落里，用玻璃幕墙围起来一个半封闭的角落，这就是他们工作的地方。其实，那里也是不错的，也可以放工作用的电脑和文件柜。他们是在一个四面透明的环境中工作，因此，光线特别好，这样便 于 教授和学生们找到他们。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的台子就放在 通向 教授工作室的厅堂中。这样，办事大家都方便。
建筑空间的分配应该服务于建筑的主要职能。教授们干的是脑力活动，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以求得环境的宁静。辅助人员所从事的主要是事务性的活动，接电话，找书，帮助复印之类什么的事情。他们呆在开放的空间中更加合适。一动一静，各得其所，各不相扰。教授们对辅助人员彬彬有礼。后者对前者则也是尊敬有加， 毕竟 教授们是大学的老板。在比萨法律系，有几次秘书们带着我去见某位教授。他们往往在教授们的门前停一停，然后轻轻地敲门，轻轻地敲门。
那一刻，我对他们充满了敬重。
留学意大利之四：关于书的问题
在“之三”中，我通过对比萨大学法律系的观察，提出了让教授们回到法律系去的主张。可能有人会认为，你这个建议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君不见，中国的学者有着独特的“书房情结”，追求的就是在自己家里的书房中品茗夜读的感觉吗？中国的教授们，即使你给了他工作室，他不一定就在那里工作。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甚至可以以之为题做些文化观念上的比较考察。在意大利留学期间，我去过不少教授家做客，有一个现象让我捕捉到了：意大利的教授们都没有什么规模巨大的书房。他们摆在家里的书，很少超过三个书架，而且我发现，这些书很多都是一些同行赠送的书。是这些家伙不爱买书，不爱读书吗？非也！奥秘就在于，他们的书房就在法律系里面。在介绍教授们的工作室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是不能忽视的：意大利的教授们的工作室往往就在图书馆里面，而且（由于空间有限，图书太多），在很多情况下，教授们的工作室本身也成为图书馆摆放图书的地方。如此说来，意大利的法律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大限度地缩小书与人的距离，增加书的可接近性。
试想一下，如果你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里面。当你要查阅什么书的时候，你只需要走几步路，伸个手就可以拿到，那么这个图书馆与你的书房有什么差别呢？既然你的这个“书房”里面什么书都有，而且你基本上也被认为是这个“书房”的主人，你还觉得有必要自己去买这些书，在自己的家中另起一套炉灶吗？绝对不会的。这就是为什么意大利的教授往往没有自己的私人书房，自己个人买书也不多的原因之所在！
不过，再设想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你所在的学校的确有一个图书馆，但是，它离你工作的地方（无论你选择家或者法律系作为工作场所）距离甚为遥远，而且它开门不早，关门到是挺早，进去的时候要通过金属探测器，要押工作证，限制只能借5本，有些书还概不外借，超期（这个期往往是一个月）还要罚款，搞得书拿在手中如同烫手的芋头一样。图书馆里面没有读书的地方，没有可用电脑的插座，没有自助的复印机或者扫描仪。更加可恨的是，你要的书它基本上没有，你认为基本没有什么价值的垃圾，那里到是一大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肯定不得不自己来搞个人的图书馆建设了。
不说也知道，我所描述的这后一种情况，基本上就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学者，购书欲望惊人，难道是因为他们都有收藏的爱好？我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想到要去缩小书与人的距离，我们没有想到：法律系基本上应该就是法律系图书馆，而图书馆应该就是教授们的书房！所以，我应该在“之三”中提出的“法律系=教授工作室”的等式之后，再提出另外的一个等式：“法律系=教授们的图书馆”。
中国的教授以自己个人的财力大量购买图书资料，建构自己的家庭图书馆，把家庭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这样的做法，在我看来有很多的弊端。家庭生活与工作应该适当分离，否则二者会互相干扰。中国的学者普遍有熬夜的习惯，主要原因不在于别的，就在于白天家里不安静，他们必须等到锅碗盆瓢交响曲结束，老人妻子孩子全部休息以后（晚上10点左右），才能够安心工作，结果往往就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长期的熬夜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体质虚弱，学术思考力不够。健康的灵魂来自于健康的体魄，难道不是吗？另外，将家庭场所与工作场所相区分，在我看来，还有助于教授们的思维方式上的情景转换，不至于在吃晚饭的时候，还捧着本《法哲学导论》，一副书呆子的样子。他们离开了法律系（工作室+图书馆+研讨会之类的东西），进了家门，就不再是什么学者，他们只是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我想，这样的转换非常有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家庭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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